法制日报讯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

　　“我是从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在北京一家化工产品公司做业务员的严晓告诉记者，“坦白说，我更关心‘针对性的措施’有哪些？”

　　3年前，严晓只身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在酒店里，就是端盘子送菜，工作很简单，也很累。”严晓说，从进酒店第一天起，她就知道这不是一份持久的工作，她想学点东西，“最想的是进公司，有自己的办公桌”。

　　根据“公认”的划分标准，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严晓，无疑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员。

　　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建介绍，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边，新生代农民工占了60%，大约1个亿。新生代农民工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生活，“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城市梦”

　　寻求更好的发展，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坚定的信念

　　“我不想再回去。”严晓直言，“这么说并不是嫌弃农村，而是想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严晓在高中毕业之后出来打工，她坚信自己有能力在城市打拼出来，“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业务员，但也有自己的人脉资源，再过两年，我可能会离开北京，到其他城市，自己开一家化工产品店。”

　　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经历和环境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农村出生长大后才走出去，到城市务工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第二类是自小跟随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长、学习，成人后留在城市务工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

　　但不管是城市新生代，还是农村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辈们那样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恋土意识”，由于长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观念影响，不愿甚至无法回归农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已经基本融入城市，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习惯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调查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8.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7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

　　不久前，记者曾在从武汉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3名农民工。坐在记者对面的那名农民工，大约有四十多岁，上车后用手机打了个电话，便不再多言，靠着座背闭目休息。他身旁的两个人，约摸十八九岁的样子，上车后就一直聊着电脑游戏“魔兽”。

　　“你们喜欢用兽族？人族也很强啊？”记者插话。

　　“用人族得到后期才厉害……”

　　聊了一会儿，记者打断了关于游戏的话题，问他们：“你们会一直在外面打工吗？有没有想过回老家生活？”

　　“就在城里呆着吧，城里好玩。”两个孩子说。

　　正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所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

　　现实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就业、社会保险、教育、住房等等制度性社会排斥

　　“我也想在城市买房。”严晓说，“但是，这个想法实现起来会很困难，我的工资很低。”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就算有资格购买保障房，也很难。”严晓给记者算了笔账：按北京保障性住房的均价每平方米6000元计算，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得36万元，按首付20%的比例算，首付款得7.2万元。而她的年收入才1万多元，即便不吃不喝，也得用7年的时间才能攒够首付，而且还得在房价不再继续疯涨的前提下。此外，能不能在银行贷到款，也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想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买房只是“进城”路上无数门槛中的一个。以农业政策与农村法制为研究方向的丁关良教授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教育、就业、医保、社保等等问题，都是新生代农民工要面临的问题。

　　“拿教育来说，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全国各个城市做法不一。”丁关良说，在很多地方，农民工子弟入学，要交的费用很高。对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如再加上这笔开支，自然会增加负担。但是不交这笔费用，又影响子女的发展。当然，也有部分农民工子女成为留守儿童，这样的话，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又不容乐观。

　　丁关良告诉记者，在医疗保险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待遇也不一样。如果农民工在城市生病了，不光是治疗费用高，而且基本上都要自费。另外，社会保险方面，企业缴纳的费用很少，而农民工自己也不会交很多。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作用有多大，也是不容乐观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克庆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就业、社会保险、教育、住房等等制度性社会排斥。不管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流动到城市以后，社会经济地位从总体上而言还是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对于农民工而言，进入城市只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城市公民。各种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更多的是一种满足劳动力市场基本需求的制度安排，有的甚至连起码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需求都不能满足。制度设计上的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不能满足福利需求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强调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同时，不能顾此失彼，要注意处理好保护新生代农民工与保护其他城市边缘群体的关系。”韩克庆说，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时，既要加大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又要防止出现城市化过程中的“蜂窝效应”，即一旦政策缺口打开而没有限制的话，大批农民工及其子女势必蜂拥到城市中来。因此，要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先解决好农村与城市的统筹发展问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注意阶段性解决，防止矫枉过正，带来过度城市化等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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